他憨憨地笑，“你耳朵小，外面买到的估计不够匹配，所以我改了一下，你试试看！”

我仍在震惊中，由着他慢慢将助听器帮我戴好，他脸色微红，低低地问，“你能听清我说话吗？”

事故发生了这么久，我第一次听到这样低沉温柔的话语，不自觉地泪水涌上眼眶，我不知该如何表达，用力点头，“嗯，谢谢你！”

“陈工，不，陈静同志，我叫董彦青，以后，我们多聊天吧！”

西北透彻的星空下，积攒太久的委屈与无助漫上来，我拽着他的军大衣痛哭出声。

原来，我并不是不会哭，只是没有找到可以哭的地方罢了。

第二天我肿着眼睛见到董彦青，他军大衣上的痕迹提醒着我昨天的“光辉事迹”，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尴尬。

他却依然带着憨笑，看着我换上了他的助听器后笑意更浓，“陈静同志，我们去重新做一轮听力检查吧，有啥不合适的，我再调”。

我第一次在别人的陪伴下接受了听力检查，在等待结果的时候有人在身边安抚。

复查结果比我想象中好得多，助听器加持下，听力恢复到了80%。

医生说，后期多训练，还能继续提升。

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总算不用当个半聋子了，同时对董燕青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，我花了大半积蓄让前同事从海市带回一块梅花机械表送了他。

董彦青喜欢得和什么似的，天天戴着，各种显摆。

我却不知他之前戴的是瑞士进口的机械表，比我买的那块不知要贵多少。

也不知董彦青因为家世不错，基地不少姑娘主动示好，他都不搭理，这么一显摆，基地都盛传我和他早就是一对，众人对我也好起来了，只是我并不知内情。

接下来的组会，我总算能听清大家叽里呱啦说些啥了。

讨论到新的导弹参数测试模型，我忍不住插嘴，“我建议更换模型，之前的太容易被动手脚，计量兵风险太高”，我指了指耳朵上的助听器，“我的听力就是这么没的”。

组长点头，“导弹威力更大，确实需要更严谨的模型，陈静同志，请继续你的研究方向。”

董彦青带头鼓掌，会议气氛也热烈起来。

我第一次觉得，自己这耳朵受伤，或许是为了给出警示，积极采取方法保证更多的人不受伤。

我一头扎进了新的测试模型的研发中，废寝忘食，像着了魔一样。

董彦青成了我最重要的助手，他心思缜密，技术过硬，我们探讨时候单刀直入，效率颇高。

我们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，像两个齿轮，完美地契合在一起，推动项目这个巨大机器不断顺利运行。

工作之外，董彦青也展现出细心和温和来。

每次出门勘测遇上大风沙天气，董彦青都像座人墙一样挡在我前面，几乎帮我遮蔽掉所有风沙。

他还会在我熬夜加班的时候，不知从哪里变出一杯热牛奶，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奶皮，散发着温润的香气。

我沉浸在工作中，对他的这些举动并没有多想，只当他是热心肠的同事和朋友。

毕竟，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除了工作，我们也没有别的消遣。

直到那次深夜停电。